张霖怀疑，母亲与凶手有所牵连。为了查明父亲的死因，他不惜付出一切。他寄望通过控告母亲，让父亲之死重回司法部门视线。

2009年5月12日，太康县公安局专案组在一次工作汇报中提到，经过走访，未见凶手犯过精神病。专案组还发现，凶手的小姨曾私自到看守所见他。

老人想着要在生前把案子了结，让孙子没有负担地活。但孙子想的是，只有尽快翻案，爷爷奶奶才能过上几天好日子。

发自河南周口新乡

责任编辑|钱昊平

张霖将母亲送上了审判台。

2024年10月12日上午，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张霖坐在公诉人旁，一同指控母亲张美婷涉嫌构成遗弃罪。正对着审判长的母亲立于台下，两人相隔太远，他看不清她的神情。

2003年12月，张霖在太康出生。2007年7月，父亲死于非命，母亲随后离家出走，消失十几年。

到案后，凶手被鉴定出患有精神疾病。司法部门办案期间，适逢刑诉法修改，新增强制医疗程序。同年，河南省公安厅督办久押不决案件，太康县公安局随后撤案，凶手被送往精神病医院接受强制医疗。

凶手脱罪，张霖一家难以接受这一结果，走上申诉之路。2021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了法院可以驳回强制医疗的情形，他们试图借此重启调查，最终还是未果。

十七年间，这起凶杀案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似乎都与法律的更新紧密相扣。

然而，决定案件走向的，不仅是法律本身。

张霖怀疑，张美婷与凶手有所牵连。为了查明父亲的死因，张霖不惜付出一切。他寄望通过控告母亲，让父亲之死重回司法部门视线。

最后的记忆

一块连着耳朵的头皮被砍下。

从太康县城沿着311国道往北，再顺着千秋大道西行，路过一个个白墙赤瓦的寂静村庄，穿过一片又一片平整翠绿的农田，行驶23公里，就到了张霖长大的张庄。

这些年，村民的房子都刷了白漆，垒高了院墙。在村里一眼就能找到张霖的家：墙最矮、墙面最斑驳的那一户，甚至没有大门——除了人命，没有更值钱的东西。

张霖对父亲张战伟的最后记忆，定格在200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

父亲拿着手电筒带张霖到村庄边上的林子里捉“爬蚱”，那是蝉刚从地里钻出、尚未长出翅膀的幼虫。夏天傍晚，豫东平原的树林里到处都是捉蝉的人群。

天快黑时，张霖的奶奶李桂梅到村北的棉花厂叫丈夫张士敬回家吃饭。她做了一些馍、炒了茄子和豆角。父亲也抱着3岁的张霖到家。孩子脸热得通红，全身是汗，李桂梅还责备了一句，“也不怕给孩子热出病”。

饭桌上，一家人很少交谈。

晚饭后，李桂梅带着张霖到一旁玩耍，丈夫回到了厂里。张战伟去设在村委会活动室的卫生室，他是一名村医。

案卷显示，张战伟在夜里给村里一位姑婆开了药。

临近23点，喝酒聚会的村民回到家中，张庄安静下来。一个白T蓝裤、棕色皮鞋的男青年掂着菜刀走到卫生室门口，敲门喊：“战伟，战伟，开一下门！”

“谁？”

“小孩闹肚子哩！吃瓜吃着了。”

张战伟赤裸着上身，拿着手电筒开了门，瞬间，一块连着耳朵的头皮被砍下。住在卫生室东边不到20米的张素英和丈夫刚躺下，就听到一声惨叫。

此时，张战伟正往卫生室东边跑，凶手紧追其后。

张素英的丈夫意识到“有人打架了”，下楼找矿灯。她跑到二楼平台上张望，听见有人说话、打斗的声音。丈夫没找到灯，折返楼上。张素英觉得，也可能是小孩闹着玩，“半夜了，哪有小孩，我听着像打架”，丈夫反驳。这之后再也没有声音响起，他们躺了回去。

后半夜，太康下起大雨。

第二天清晨6点半，天色阴郁，雨势渐缓。一位村民抄近路回家时，在小树林看见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以为是个骑摩托车摔死的年轻人。他跑去通知附近的村民，出于少管闲事的心理，他们没有报警。

几乎同一时间，李桂梅到棉花厂里叫醒张士敬，说卫生室的门开着，地上有块头皮，儿子却不见踪影。张士敬让妻子回去，自己赶往卫生室，路上一直拨打张战伟的电话，但无人接听。

越来越多的村民出门，开始当天的活计。

卫生室外的柏油路边，张士敬叫上几人一块找。他注意到路面有血，循着血迹走，一棵杨树上有血，另一棵也有。这时有人发现，“战伟在那儿”。他走过去，儿子侧躺在几棵杨树间，地上的血迹被雨水冲刷过。“我的儿！”张士敬旋即晕了过去。而张霖记得，奶奶抱着他站在警戒线外，他哭个不停。

按照法医的鉴定结论，张战伟死在最后一餐的5个小时后，身上有着9处刀伤，头部和颈部的伤口最为致命。

他死的那天是2007年7月12日，再过十来天便是一年中阳光最烈、气温最高的时节。

孤儿

只要不谈爸妈，他就能保持自信。

张战伟死亡两个月后，张美婷收拾行李搬出张家。远走他乡之前，她带着玩具车最后一次上门看望儿子，再也没回去过。

17年后，张战伟住过的房间已改变了格局。一张如废品般的床侧立于门口，两张床放在房间两侧，墙角蛛网暗结。空调的冷气一直吹到墙上的褪色婴儿照，房梁之上的吊扇被积灰淹没，整个房间都弥漫着苔藓的味道。

张霖就在这里长大，已是一个身形挺拔、眼神明亮的青年。他透着一股沉静内敛的气质，丝毫不怕与生人对视，甚至能袒露自己的缺陷。他指指自己耳朵，两只耳朵的轮廓并不一致，又指指小腿，两条腿也一粗一细，这是先天性脊柱裂留下的症状。

父亲出事那年，家人本计划带他去北京做手术。正常情况下，人的脊柱应完全闭合，保护里面的脊髓和神经，但张霖的脊柱不是这样，一部分脊髓和神经暴露在外，若不根治，未来大概率会瘫痪。

命案发生后，手术一再被推迟，直到不得不在他5岁时进行。

爷爷张士敬带着张霖到了北京的医院，却被告知，只有亲生父母签字才能动手术。当日，爷爷匆忙赶回太康，将情况告知张霖的外婆，希望能联系上张美婷，但对方态度冷淡，不以为意。

张美婷始终没有现身。情急之下，爷爷朝医生跪下，才争取到手术的机会。

幼时，张霖还会问，父母去哪儿了？爷爷说在外地打工。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谎言。村里小孩对他说“你爸被杀了，你妈不要你了”。

父母的面容逐渐模糊，接着步入孤立无援的青春期。他家的事，村小里人尽皆知。入学县中后，他从不敢往女生多的地方走，怕人议论他土气的穿着。

每次申报助学金或其他政策补贴，面对“是否单亲或双亲”的问题，他只勾选“孤儿”。

直到上高中，有女生开始主动跟他打招呼，他拥有了一段持续至今的恋情。如今，他在河南的一所大专学习计算机。人也逐渐舒展开来，他拥有很多朋友，很少感到孤独，只要不谈爸妈，他就能保持自信。

只是越长大，他越想知道，母亲为什么要走。

外公张宗祥的解释是：丈夫被杀时，张美婷才25岁，还很年轻。张宗祥想着：“人没了，还能搁这过？就算熄媒了”，没和亲家商量，他就把女儿的户口转回娘家。

更重要的原因是害怕。“她老公死了，她不敢再在那个家待着。”外婆李秀玲回忆，女儿刚回家时食不下咽，每晚得抱着她点着灯睡。

多年后，张美婷在一封信里解释：“（从村）东一进入河我就怕，去太康都怕，往西那一条路我也怕……这种惊吓看不见，只能我自己的身体感觉。”

张士敬不相信这种说法，“害怕怎抵得过对孩子的爱？对丈夫枉死的愤怒？”

和村里的年轻人一样，这对夫妻是先说媒，后订婚、恋爱，交往一年后结婚。婚后，两人频繁起争执，一度闹离婚。吵架与婆媳不和有关，张美婷在笔录中称，婆婆总给她脸色看，甚至怂恿丈夫对她动手。

男女关系也让他们心生嫌隙。张美婷曾向大姑子诉苦，说丈夫怀疑她外头有人。案发前，张士敬让儿子把媳妇哄回家，张战伟不愿去，还警告“以后别让张洋委上咱家来”。

张洋委，正是杀害张战伟的凶手。

事后回想，张士敬怀疑凶手张洋委和儿媳有私情。卷宗显示，太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曾于2011年围绕这点查证，但没有证据指明两人有暧昧关系。

撤案

河南省公安厅要求周口公安机关在2013年10月底前至少将9起积压的刑事案件清理80%，其中就有这起。

2007年7月16日，案发第四天，警方陆续找到凶手穿的上衣和用过的菜刀，有刑警告诉张士敬，案子即将侦破，儿子可以下葬了。

村民为杀人犯是张洋委而震惊。大家都知道，张士敬和张洋委的父亲关系亲密，两人是幼时玩伴，成年后合作经商，连儿子都同在1980年出生。

那一年的1月1日，中国首部刑法生效，规定精神病人在无法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的危害结果，经鉴定可免除刑事责任。

被捕后，张洋委一直称自己是精神病人。

一个理由是，他没有直接的杀人动机。张洋委自称在郑州商务饭店做传菜员期间每天吃药，案发前精神状态差。案发前一天走在路上时，他耳边不断有声音响起，“要除掉恶魔张战伟”。所有人都给他使眼色，“他占领了我的江山、伟大和未来”。

张洋委的父母、小姨和弟弟均作证：张洋委曾于1998年、2004年和2007年7月14日在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不过，前两次就诊病历上的姓名、住址和亲属关系均有所出入。

1998年和2004年的部分病历显示病人名为“张发辉”，住址在扶沟县崔桥镇、兄弟为“张旭”，还有另一部分信息则与张洋委的户籍信息一致。

2024年10月2日，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上在2004年病历上签名的主治医生，其表示对张洋委就诊情况没有印象，并否认诊疗外和张洋委一家有所联系。该医生解释，“有些人觉得这个（精神）病不好，用假名字住院”，所以医院2010年后仍存在病人病历信息和实际不符的情形。

张洋委在接受警方讯问时辩解，“张发辉”只在学校使用，平时家里人叫他“小威”，另外，自己有多个户籍地址。张洋委父母的解释是，怕孩子有病的事被村里知晓，所以不用真名。

但是，2009年5月12日，太康县公安局专案组在一次工作汇报中提到，专案组找到了张洋委小学和初中的5名老师、3名同学，又找过他的5名邻居，以及同村45名村民、6个同龄人、3名村干部和张洋委的岳父，均未发现他有“张发辉”的曾用名，也未见他犯过精神病。

专案组还提及，再次调查时，郑州八院以此前公安机关调查过为由，拒绝提供张洋委的病历。

案卷材料显示，和张洋委同监室的多名被羁押人员在证言中提及张洋委有异常行为：他长时间盯着人看，精神恍惚，有时突然给人下跪，每天小便二十多次，但无法判断是否有精神问题。

2024年8月，与张洋委在同监室待过的张新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和张洋委是老乡，“俺要出来时，他还唱了首《忘情水》”。张新春记得，在押期间，张洋委曾写信数封，委托不同人员捎出，让他小姨和弟弟给他“跑事”，还私下见过小姨。

小姨名叫苑伟环。工作汇报材料显示，专案组发现，苑伟环曾私自到看守所见他。2024年9月30日，南方周末记者向苑伟环求证此事，对方未正面回应，随后又称“你打错电话了”。

2007年分别于商丘市第二人民医院和上海司法鉴定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做的两次精神病鉴定，均认定张洋委患有精神分裂症，无刑事责任能力。

案发后6年，张洋委一直被羁押在当地看守所。

2013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生效，新增了强制医疗程序，允许对实施过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实施强制治疗。

同一年，河南省公安厅在一份督办通知书中提到，河南省清理久押不决案件专项工作第三阶段已结束，周口（太康县由周口市管辖）公安机关清理工作进展不大。

公安厅要求周口公安机关在2013年10月底前应将9起刑事案件清理至少80%。其中要求，张洋伟（通知书将”委”写成了“伟”）涉嫌故意杀人案应按照精神病强制医疗程序尽快办理。

2013年10月31日，太康县公安局以张洋委患精神分裂症、无刑事责任能力为由撤案。同月，张洋委被转移到周口精神病医院。

这意味着，他不会被诉至法院。

12天后，太康县检察院提出了强制医疗申请。当年12月12日，太康县法院正式裁定对张洋委实施强制医疗。

“死胡同”

法院驳回了检察院的强制医疗申请。但检察院不认可，又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在强制医疗裁定下达10天前，张霖度过了10岁生日。彼时的他还对这一切毫不知情，甚至无法想象，10年后，他将直接介入这桩旧案，做出惊人之举。

长久以来，张士敬从未和张霖谈过家里的事。“爷爷也没说过俺妈的坏话”。但张霖听到过关于母亲出走的只言片语。

只是这不足以说服张霖。他有自己的主意。

2020年，张霖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了不少刑辩律师和新闻媒体。有一天，他刷到“张志超案”改判无罪的消息，便分享给了家人。2020年秋，这家人辗转联系到张志超的代理律师。

这位律师介入后，很快开始行动。

2020年12月24日，张士敬到太康县公安局，要求对13年前其子被杀案重新立案，并向县检察院提交了立案监督申请书。

问题又回到精神状况上。

太康县公安局于2021年5月委托河南平原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再次对张洋委进行精神鉴定。鉴定意见是，“张洋委目前患精神分裂症，处于基本缓解期”。

两个月后，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太康医院出具的病情评估显示：患者病情稳定，停药存在复发的可能，不排除冲动伤人自杀风险，建议继续住院治疗。

2021年8月2日，太康县人民检察院向太康县人民法院提出对张洋委进行强制医疗的申请。

太康县人民法院认为，2013年以后，在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河南平原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做的3份精神鉴定，虽明确张洋委患有精神分裂症，但均没有张洋委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评定。所以，张洋委不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

法院驳回了检方的申请。

这份决定让张霖一家看到了希望。原因在于，2021年1月生效的《最高法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了两种法院可以驳回检方强制医疗申请的情形。

一是被申请人不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已经造成危害结果的，应同时责令其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

另一种情形则是，被申请人具有完全或者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并退回检察院依法处理。

太康县人民检察院认为，结合2007年和2008年两份鉴定意见，以及现阶段张洋委仍犯精神分裂症的情况，如不继续治疗，有危害社会的可能，法院的驳回决定并不恰当。

2021年10月，太康县人民检察院向县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一个月后，太康县人民法院改变态度，支持对张洋委实施强制医疗。张士敬不服，向周口中院申请复议，被驳回。

翻案就此走进死胡同。

试从母亲那里突破

张霖瞒着家里人，拿到母亲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并录了音。

摆在张霖面前的是，衰老逐渐吞噬爷爷的生命力。

案发后，张士敬憋着一股劲，每天只睡三四小时，整夜想着如何为死去的儿子复仇。他已67岁，身体大不如前。

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了。

老人想着要在生前把案子了结，让孙子没有负担地活。但孙子想的是，只有尽快翻案，爷爷奶奶才能过上几天好日子。

他想试着从母亲那里突破。

2022年12月17日，张霖瞒着家里人，从一位当地基层工作者手里拿到母亲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并录了音。

时隔15年，已是大学生的他再次听到母亲的声音。张美婷的语气有所戒备，“你有啥事吗？”

“十来年你为啥不找我？”

“2020年的事，你不知道？”张美婷指的是，新律师介入后，张霖爷爷找来的记者和律师找她问话。

“那是大人的事，2020年之前，你为啥不找我？”

“我最后一次回去找你。你爷说，看到我跟那个畜生搁一块，这十来年过后，还是这一句话。”“那个畜生”，指的是张洋委。

张美婷最终还是通过了张霖的微信好友申请。

在太康县芝麻洼乡幸福街背后，坐落着一栋两层白色自建房。门口拴着一只田园犬，院里种了几棵小树。张美婷父母和哥哥就住在这里，离张霖家只要3公里。

通完电话次日，母子决定在这儿见一面。

父亲去世后，张霖再也没和外公外婆联系过。他先到乡里，外公张宗祥去接他，下了车，外婆李秀玲过去抱着他哭，他只觉得陌生。

穿着睡衣的张美婷下楼，站在一旁。她没有哭，“很冷静地看着我。”张霖记得，他们也没有拥抱。他主动喊了一声“妈”，跟着她上了二楼。

张美婷的房间在二楼拐角。张霖看到门口有玻璃杯的碎片，桌上堆着一些妇科医学教材。他俩挨着坐在床尾聊天，母亲说话不紧不慢、声音略粗。他注意到，她的脸色差、有严重的黑眼圈，眼神看上去“凶狠”，以至于他不敢和她对视。

她主动提起，张战伟生前同她说好，要带儿子去周口公园玩，不料成了无法了却的心愿。两人坐着各自哭。吃饭时，李秀玲当着张霖的面说，“你妈得了乳腺病，前几年差点死了。”张美婷马上打断，“你不用听你姥瞎说。”

相认后，母子二人一直在微信上联系。

张霖有时确实感受到来自母亲的温情。见面后，她会发消息提醒他路上冷，骑车戴上手套，到家别忘了冲包板蓝根。次日一早，又说想给他买件厚点的羽绒服，让张霖觉得“她是有点在乎我的”。

但在认亲后的第7天，张美婷发给张霖的消息被张士敬发现。爷孙俩大吵一架。

2022年12月31日，张美婷问张霖为何最近不回消息。

“俺爷已经把所有事，都告诉我了，你害了俺一家。”张霖质问，“杀人犯找过你几次？”

微信发来的语音里，张美婷情绪失控，坚称自己从未做过对不起丈夫的事。

争吵愈演愈烈，最终张霖说要告她遗弃罪和包庇罪。

张美婷回：“我等着你。”

就在那天，李秀玲听到女儿哭个不停，半夜偷偷离开了家。再过几天就是张霖的生日，张美婷本打算为他操办一番，他们甚至准备将这些年的压岁钱一并补给他。

2023年1月3日，张美婷给张霖发了最后一条信息，那是一封以写给张战伟为口吻的信。

张美婷倾诉了这些年的恐惧、病痛和委屈：“你家里人包括儿子都说我抛弃了他，不去告状，还怀疑害你的那个人找过我……为什么所有人都不信我，战伟，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

“我的心已伤痛了，儿子要告我遗弃罪、包庇罪，说至少判我五年，别说五年，最好判我死罪。”

再也无法掉头

作出起诉决定前，他不是没犹豫过。

起诉母亲，最初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

只要待在学校，和同龄人在一起，张霖似乎能暂时逃避家中的不幸。但每当看到父母寻子、母子重逢的新闻，他又不由地想起自己的母亲，起诉她的念头便再次浮现。

2024年4月8日，清明节后，张霖在国家信访局网站上传了刑事自诉状。

他在网上查了法条和模板，研究了遗弃罪的构成要件和立案标准，写道，……“遗弃我的动机在于，我爸是因为她被害的，从而对我进行故意遗弃。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构成遗弃罪，请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作出起诉决定前，他不是没犹豫过。毕竟在相认后的短暂时间里，他的确感受到一丝温情。

清明节前半个月，他坐在学校图书馆三楼门口，给母亲写信，这是他最后一次坦露心迹。他一边回忆，一边落泪。

“想写这封信想了很久，今天鼓起勇气写了，不知道该如何说起，就从我小时候开始说吧。”

父亲出事后，爷爷贱卖了棉花厂，家境一落千丈。他最怕春节，别人家团圆，他们家却是吵架，不贴春联，也从不放鞭炮。

“妈，我不是个傻子，我在北京做手术的时候你在哪儿？我被别人看是没爸妈的孩子的时候，你在哪儿？我不相信你没有一丝后悔。”

在北京最窘迫时，他跟着爷爷吃别人的剩饭。一旦有人离开餐桌，他们便坐下继续吃。有次，他馋协和医院边上一家盖饭，饭只点了一份，一家人围着看他吃。他吃剩的，奶奶再吃。

“我也不是想轻易去给你吵，我就是太想弄明白俺爸为什么被害了，这个问题我感觉只有你能给我答案。”

为了父亲的事，一大家人频繁前往北京。张霖的大姑说，她一看“北京”两字就怕。他也怕，更怕信访局门外那无休止的长龙。怕天一黑，他和奶奶要睡在小姑的出租屋中，面积只有五六平方米，爷爷和大姑则在公园的长椅上度过漫漫长夜。

“即使我一直埋怨你，你也没有要弥补的想法，即使你之前做错了，那也是过去式了，可你也没有把握住当下……你觉得亏欠我，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弥补我？”

张美婷没有回。

这让张霖彻底失望，“她不会认我这个儿子，她心里根本没有我”。

一旦按下刑事司法程序的启动键，便再也无法掉头。

2024年4月24日，张霖收到太康县公安局的受案回执。6月17日，张美婷被刑拘。6月21日，太康县公安局提请太康县检察院批准逮捕张美婷。

张宗祥对女儿被捕感到难以置信。这位71岁的环卫工人，和妻子李秀玲一样对复杂的司法程序一无所知，甚至连女儿法援律师更换的消息，他们也是最后一个得知，“这下好了，被她心心念念的儿子给送进去了”。

此后，张霖几乎没有主动过问过案件进展。他在学校备战专升本考试，不想考虑家里的事。

2024年10月8日，张士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太康县公安局曾派人向他表态，会重新调查张战伟被杀一案，但南方周末记者未能从太康县公安局证实此事。太康县检察院也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要求。

2024年10月12日，张美婷涉嫌构成遗弃罪一案在太康县人民法院开庭。

公诉人给出的量刑建议是有期徒刑两到三年。张美婷当庭认罪。

庭审结束，张美婷被带离时，张霖朝她喊：“如果你想要得到我的谅解，你就去自首，把张洋委给枪毙了！”

张美婷回他：“我不是你母亲。”